来源：猪业科学
以2018年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为导火索，我国养猪行业近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猪产能从近乎减半到严重过剩，猪价经历了“过山车”式涨跌后持续低迷，猪周期似有还无；相当数量的散养户和中小规模猪场退出行业，养猪向大型和超大型企业集中，规模化进程加速。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肆虐已超过五年，至今疫情仍然没有消停，随着非洲猪瘟弱毒株感染增多，猪场防控难度加大。由于非洲猪瘟病毒基因组庞大，免疫逃逸机制复杂，至今还没有研发出安全有效的商业化疫苗用于防控疫病。可以预见，我国养猪行业将不得不与非洲猪瘟病毒在较长时期共存，猪场非洲猪瘟防控将常态化。当前，种业振兴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生猪联合育种已进入第二阶段，猪场育种正按《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执行，对标国际育种，培育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种猪公司已大势所趋，上述行业基本面的变化对猪场育种既带来机遇又造成了冲击，猪场育种也应该与时俱进了。
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场内种猪育种方案是猪场育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企业持续有效地开展育种工作至关重要。我国经过长达六年非洲猪瘟疫情的洗礼，国内育种水平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不减反增，很多企业种猪群体数量和遗传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目标市场已然不同，适时调整猪场育种规划（方案）以更符合本企业当前育种实际，是保障育种效率的必要措施，更是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种猪公司的关键举措。
1非洲猪瘟疫情和疫情后的复产导致的种猪群体数量和遗传背景的变化
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后我国猪场种群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8年8月—2019年9月，即疫情暴发第一年，猪只大量死亡或被扑杀，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大幅下降，有些场甚至全军覆灭，全国生猪产能保守估计至少损失了40%，种群损失惨重；第二阶段是2019—2020年，复产保供在高猪价和政策引导下迅速完成，在这段时间补充的三元杂种母猪在能繁母猪中所占比重较大；第三阶段是2021年起至今，产能过剩导致持续低迷的猪价迫使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这段时间大部分三元杂种母猪得以更新。经过上述三个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大部分种猪场（企业）的种群与非洲猪瘟前相比，不仅数量发生了变化，种群遗传背景和质量更是明显变化，与国外先进种群的差距更大，重新摸清家底，立足于种群现状来调整猪场育种规划（方案）已非常必要。
2非洲猪瘟防控常态化下的猪场繁育体系调整
客观地评估非洲猪瘟疫情对原繁育体系的破坏情况，以及疫情后快速复产时初步构建的繁育体系运转情况，在此基础上完善繁育体系，使其既能满足非洲猪瘟防控要求，又能兼顾遗传传递效率。
非洲猪瘟疫情对繁育体系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有的导致某个群体全军覆灭，有的出于防控需要实行闭群管理而导致核心育种群成了扩繁群，有的则繁育体系内的遗传联系不得不被切断，不管哪种情况，科学调整繁育体系，促使其高效运转都是必要的。当前繁育体系的调整，原则上要求在满足非洲猪瘟防控要求的同时，兼顾遗传传递效率，国内具体做法很多，可以通俗地概括为“母猪少动，精液多用”，这里推荐当前行业的一些普遍做法供大家参考，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用。国内这些做法其实基本是符合猪育种内在规律的，因而国外猪繁育体系构建中经常遇到。
2.1多点核心群
相信种猪场对非洲猪瘟疫情的破坏力仍然心有余悸。“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种分散风险思维促使具备实力的规模企业采取了备份的做法，特别是对企业最核心的基因群体。多点核心群虽然可以避免核心猪群全军覆没，但与集中在一点的核心群相比会增加育种成本，降低选育进展，幸好最佳线性无偏预测（BLUP）能一定程度消除环境差异的影响。对标国际育种，美国国家种猪登记协会（NSR）、丹育国际（Danbred）、加拿大生猪改良中心（CCSI）等，何尝不是按多点核心群的模式在联合育种？
2.2封闭式模式和回交模式繁育体系
我国传统的猪繁育体系为杜洛克（D）、长白（L）和大白猪（Y）三元杂交繁育体系，杜洛克为父系，长白和大白猪为母系，在核心群开展纯种选育；扩繁群内长白和大白猪二元杂交生产二元杂母猪（LY或YL）；商品群由与父系杜洛克公猪与二元杂母猪杂交生产三元杂交商品猪。在非洲猪瘟防控背景下，由于种猪交流中止等原因，延缓了核心群优质基因传递到商品群的速度，影响商品群生产效益。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养猪企业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都尽可能闭群和封场管理，减少企业内每年核心场、繁殖场和商品场之间大量的后备种猪调动。
魏趁等（2024）总结了当前两种繁育体系新模式（图1），第一种是封闭式模式，目前很多规模化养殖场在采用，相对于传统模式而言就是将扩繁群闭群，即扩繁群长白或大白母猪不再从核心群更新，而是群内自己选留母猪更新，公猪精液则由核心群选留的公猪供应。实际生产中，有些商品猪场也采用类似做法自己闭群选留母猪，其实就是多养一些长白和大白母猪来杂交生产二元杂母猪，相当于多设一个区做扩繁群，将扩繁群和商品群放在同一猪场；第二种是回交模式，与封闭式模式不同的就是扩繁群轮流用长白和大白公猪与二元杂母猪（LY或YL）回交，这种模式也是将扩繁群闭群管理，实际生产中小规模养殖户多采用，商品猪场也经常采用，因为可以利用自己的二元杂母猪回交扩繁留种，所以制种成本更低。魏趁等（2024）认为，在受到非洲猪瘟的影响下，封闭模式下扩繁群拥有独立的大白母猪策略可以替代传统模式进一步提高商品群的经济效益。
2.3非洲猪瘟防控常态化下更加需要发挥种公猪站精液的遗传纽带作用
当前这两种繁育体系新模式，无论是封闭式还是回交模式，都尽可能切断母猪在核心群、扩繁群和商品群之间场间调动，有利于非洲猪瘟防控，但延缓了核心群优质基因传递到商品群的速度，弥补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核心群优秀公猪的优良精液，群体遗传改进将主要依赖于对公猪的高强度选择，通过公猪站快速大范围传递到扩繁群和生产群，因此种公猪站的重要性将得以提升，建设高质量、严格生物安全的种公猪站尤为重要。养猪发达国家诸如丹麦、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社会化公猪站非常成熟，已成为猪遗传改良的重要环节，我国一直在学习和尝试，但社会化公猪站的发展步伐不快。非洲猪瘟防控常态化可能是一个良好契机，一个使社会化公猪站加速发展的难得机遇。
2.4基于全产业链的种猪繁育体系构建
对标国际育种，具备条件的猪全产业链企业可以尝试基于全产业链，构建基于种公猪站为纽带（基因流）、育种群、生产群与屠宰消费端一体化数据共享（数据流）的种猪繁育体系。国外成功的案例很多，如法国Nucléus种猪公司股东全部参与猪的屠宰和肉品加工业务，所以致力于为猪产业链的所有成员增加附加值，包括猪生产商、屠宰场和肉品加工厂；加拿大加裕公司仅在猪屠宰和肉品质方面进行测定的性状种类就超过了70个。
3非洲猪瘟疫情造成的种猪市场明显变化，是调整猪场育种规划（方案）必须关注的因素
非洲猪瘟疫情的残酷，使猪场对疫病的重视摆在了首位，种猪要有销路，育种要有进展，企业要想生存，健康是前提。猪场育种规划首先要关注种群健康如何更好得以保障，严格的生物安全体系和种群疫病净化是最有效的策略。
非洲猪瘟大大加速了我国养猪集约化、规模化进程，大型养猪企业（特别上市公司）利用自身资金、猪源、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野蛮扩张，形成头部企业，这些企业出于非洲猪瘟防控需要基本都有自己完整的繁育体系，一般不轻易从别的企业引种，即便需要也会审慎评估，严格检测，甚至直接从国外引种。中小猪场在本轮洗牌中一部分被淘汰，一部分在长期低迷的猪价行情中苦苦支撑，这些猪场中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有引种需求，但当前阶段可能缺少资金，所以种猪市场也不容乐观。
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我国养猪产能的快速恢复是大量依靠补充三元杂母猪来完成的，这是权宜之计，无奈之举，毕竟三元杂母猪发情率和配种受胎率较低、产仔数少、泌乳力差，其生产的商品猪性能也有下降，所以完成历史任务的三元杂母猪应该退出舞台，这一退出行为在2021年以来的低迷行情中已经开始了。
4育种目标是否有调整必要？
一方面是“调猪向调肉”政策的转变，促使对猪肉系水力和肉色性状会更加重视；另外非洲猪瘟防控时批次化生产管理模式更加有效，这种全进全出模式对上市猪均匀度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使窝内出生重均匀度性状得到重视。这些在非洲猪瘟防控常态化下具经济价值的性状是否需要纳入育种目标，张勤，曾勇庆（2020）做过探讨。国外知名的育种组织（或公司）如PIC、丹育国际、CCSI、加拿大Genesus、法国Cooperl等早已开展猪肉系水力、肉色性状和窝内出生重、均匀度等性状的选择，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国内真正开展这些性状选择的猪场凤毛麟角，还有如何准确测量、遗传参数、经济权重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5基因组选择技术是否正当其时？
基因组选择已在世界各大型猪育种组织（或公司）如PIC、CCSI等全面大规模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要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猪公司，通过应用全基因组育种和抗病育种等现代育种技术来尽快缩小差距甚至弯道超车，不失为一种捷径。我国于2017年启动了全国猪基因组选择技术平台建设项目，目前已有一批猪场率先试验性开展，国产的60K“中芯一号”芯片也已得到大规模应用。在《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中，全基因组选择技术被列为补齐我国生猪种业发展短板的关键技术。基因组选择可提高选择准确性，在猪只断奶前就可提早淘汰遗传性状劣质的猪只从而实现早期选择，大幅减少种猪测定数量，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对非洲猪瘟防控常态化下开展育种工作非常有利；对遗传力较低（活仔数、死胎数）、性别限定（繁殖、精液性状）、难以测定（屠宰、肉质、抗病性状）等方面显著提高选择的准确性，从而加快遗传进展。当前时期在非洲猪瘟防控常态化下调整猪场育种规划（方案）正当其时，现场育种如何应用基因组数据，已有KFnets2030等软件平台可以选择。
